□本報首席記者蒲薇
  成都是一個文化根基深厚的城市,3000年文明史讓成都的血液中奔流著文化的基因。而今,時逢一個文化產業被力推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大時代,這種文化根基要轉化為產業自信,還得要將文化產業發展接接市場的地氣。
  文化的活力來自於創造,這種創造力根植於生活,發源於自由的心靈,是一種詩性的迸發和人心的感悟。同時,文化產業也遵循著市場規律,有著其內部的利潤動因和外部的市場壓力。這種文化特質和產業規律與“政府辦文化”管理制度之間的距離,是坐上南下的火車去北方的距離,南轅北轍,難以共鳴交集。
  其中一個例子是,在政府主導下,各地文化產業同質化非常嚴重,各種園區一哄而上,造成資源浪費,令人瞠目。據顯示,在全國超過2500家的文化產業園區中,有70%以上處於虧損狀態,真正盈利的不超過10%;國內有1500億元巨資被套牢在2500多個主題公園上,其中70%處於虧損狀態、20%持平,僅有10%左右盈利,2/3以上無法收回投資。
  一系列數據,顯示著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重拾市場規律,提高文化資源的配置效率,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和路徑。相關部門也該放下身段,把沒管好的事情交還給市場。文化產業發展至今,呼喚著產業意識的覺醒和文化管制政策的鬆動,非要給孩童套上緊身衣,又怎麼能夠指望健康發育呢?
  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正當其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要完善文化管理體制,推動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這與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一脈相承。今年2月,四川省委提出,推動黨政部門與其所屬文化企事業單位進一步理順關係,在提升文化凝聚力、供給力、服務力、競爭力、創新力、推動力六個方面狠下功夫。而成都也將在這些方面著力,建設成為全省文化產業核心發展區。市委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鼓勵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優勝劣汰,促進文化資源有序流動;推動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化發展,鼓勵社會力量、社會資本參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
  從“辦文化”到“管文化”,這意味著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政府將該放的權力放掉,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能。換句話說,政府角色由“掌柜”變成了“小二”,以前吃肉喝湯的日子已經過去,接下來是啃硬骨頭的時候了。
  2012年中國文化產業總產值突破4萬億元。而成都的目標是,到2015年文化產業增加值超過700億元,占全市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超過6%,到2020年文化產業增加值占全市地區生產總值比重超過8%,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在如此巨大的市場蛋糕前,政府職能部門的心態將決定改革的誠意。政府部門應展現出責任和遠見,若是總想著權力與市場力量的博弈,搞不好就會極大地限制公共文化資源的效益最優化。又或者,雖然減少審批事項,但捨不得放棄關鍵審批權,以放長線釣大魚,為日後權力重新插手市場埋下伏筆。
  如此種種,不但影響改革成效,錯失改革良機,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而改革本身也將成為替罪羔羊。
  把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給市場和社會,並不是讓各級職能部門當“甩手掌柜”。比如對於市場不願涉及或不能市場化的公益性文化事業,政府要擔當。該放手的放手,該扶持的扶持,該規範的規範,該擔當的擔當,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管而不死”、“放而不亂”。
  在這方面,成都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說以培育壯大市場主體,推動文化產業規模發展。積極搭建發展平臺,積極推動優化文化發展繁榮的環境。在促進文化與科技結合促進產業發展方面,也做了細緻工作。
  下一步,成都要實現從“辦文化”到“管文化”的轉變,就要深入探索如何通過社會設計和公共創意健全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與文化市場體系,在建立競爭有序、開放統一的現代文化市場體系,積極培育壯大文化市場主體,鼓勵各類、各行業、各種所有制企業進入文化市場體系,充分釋放民間資本、社會資本、國有資本的潛力和積極性等方面著力。
  文化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產品,也是一種社會產品。它不僅關乎城市的產業發展,也關乎民族的詩意與活力。新一輪文化管理體制改革,就是通過放管結合,讓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原標題:“管文化”考驗政府職能部門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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